我特别喜欢看侦探、悬疑类的故事。最近在看的这本《小姐不见了》（The lady Vanishes），就属于“行进间交通工具上的消失”题材的悬疑故事。作者的名字叫做，埃塞尔.莉娜.怀特，英国作家。

　　这一次，不是循着作家的大名来看这个故事的，其实我最喜爱的侦探故事是“推理故事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从小到大，把阿婆的作品几乎全看遍了（只要是在中国出版的）。也许是“曾经沧海”的心理，别的侦探故事作家的作品，看了总觉得不够“带劲儿”，大概是对阿婆作品的结构和套路产生依赖心理了，呵呵

　　而这部《小姐不见了》让我十分喜欢，故事结构严谨清晰，语言精练诙谐，是英国女作家一贯的大方风格。书中有一个章节，描述老小姐温妮的父母等待她回家情景，很亲切、很温馨，跟悬疑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却是很耐读的那种。我愿意在这里推荐给大家，书里这一节叫做“惊喜”，我给它改了个名：

温妮回家

　　如果弗洛依太太知道有人竟然怀疑她女儿的存在的话，她一定会勃然大怒的。
　　当艾莉斯正感叹着那令人愉快的精灵已经逐渐消失时，弗洛依太太正在偏远乡下的家庭画室里招待她的朋友们。
　　那是一间有着镶金式玻璃窗的小房间，窗外攀挂着爬藤植物，使房间看起来有点儿阴暗；尽管地毯已经老旧，毕竟还是一个令人觉得温馨的地方，里面摆设了一些旧椅子，搭配着家用藤制器具，还有一个漂亮的红漆柜子，它的颜色和褪色的印花棉布很不相称。
　　一盆盆由弗洛依太太亲手栽植的、盛开的金黄色菊花刚好挡住空空的铁铸壁灯，访客们可能希望能生个炉火，因为空气中有着些微的寒意——因为乡下老房子是关系。可是，透过绿意的帘子，还是可以看得到阳光照在外面的花圃上。虽然偶有电灯在快车工闪耀着，但日远的北方流连着。
　　弗洛依太太的身材矮矮胖胖的，头发灰白，平常，她就是生气盎然有神，今天，她更觉得分外充满活力，因为想到女儿就在回家的路上了。
　　那张风景明信片被立起来放着，就摆在大理石壁灯架上，倚靠着大型展示钟。明信片上的背景是色彩自然的山峦，有绿色的草地和白色的山顶，衬托着亮丽的蓝天，弗洛依小姐在天空中以圆形、端正的笔迹写着：星期五晚上回家，太棒了，不是吗?
　　弗洛依太太把明信片拿给客人们看。
　　“对我女儿来讲，每一件事都是‘太棒了’，”她洋溢着骄傲地说，“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她总是说：‘太妙了。’”
　　其中有一位客人看着那一行印在明信片底部的字体，很不好意思地放弃了想要念出来的打算。
　　“她在那儿吗?”她指着那一行字问道。
　　“是啊!”
　　弗洛依太太快速又起劲地念着那个地名，想要加深她们的印象，其实她只是用本地发音来念。但是，他们的女儿回来后，就会告诉他们正确的发音；等他们试着模仿她那音调时，她会趁机考考他们的语言能力。
　　到那时候，这个房间里一定会充满了笑声，变得更热闹、更温馨。
　　“我女儿是一位了不起的旅行家。”弗洛依太太继续说，“这一张是她最近的照片，是在布达佩斯照的。”
　　这张照片不是很清楚，但是很昂贵。只有在下半离露出了一张小小模糊的面孔，那顶帽子却照得很清楚。
　　“她的眼睛被帽子遮住了，看起来很有都市女郎的气息。”弗洛依太太补充说，“这一张是在俄国照的……这一张是在马德里，在她生日的时候……这是她在雅典的时候。”
　　她所收藏的照片，主要都是弗洛依小姐在各地方的纪念照，而且弗洛伊太太还对照相簿衬纸上的印花很骄傲。她暗暗讨厌那位中年的客人，她，据她想，一点儿也不喜欢她的女儿。
　　她伸手去拿那一张在架子上裱着银框的褪色照片，结束一场照片巡礼，那是在伊夫拉库姆照的，里面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子，有着细细的颈子和微笑的脸庞，被围绕在浓密的鬈发下。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她说，“这才是真正的温妮。”
　　这就是那位曾在主日学校教书的女孩子，她总对教会委员们格格地笑着，而且还曾拒绝了父亲的助理牧师们的求婚；而如今她展开冒险的翅膀，正在外面的世界振翅翱翔。
　　弗洛依太太再看看时钟，她试着想像温妮正乘坐在大型、贯穿欧洲大陆的特快车中，傲然行走于欧洲的版图上。可怜的女孩子，她还得在火车上忍耐两个夜晚。但她总是发誓说她爱极了这种体验；而且，她也很清楚，一位有家想要过得舒服一点的话，就该知道各种变通之道。
　　虽然弗洛依太太是一位很好客的主人，可是她开始怀疑，这些客人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离开，因为她们上用过了她热忱款待的丰盛茶点，其中还有黑莓派。而且有一位客人还弄脏了她最好的一块餐桌布，虽然这位客人颇有罪恶感地把碟子推过去遮住，但弗洛依太太还是看到了；她知道，不早点用盐来搓揉这块污渍，就很难把污渍清除掉。她发现，想要一直做个近视的女主人还真是困难。
　　况且，她还想独自一人看着时钟，暗自感受着温妮每一分钟都离家愈近了的欣喜。
　　虽然她手很痒，很想要去清洗餐桌布上的污渍，但在她送访客到大门口以后，并没有立刻回到屋子里。在她面前的是每天清晨她都会在这儿捡拾洋菇的田园，它现在是一片碧绿色；太阳渐渐沉下去，榆树黑色的影子也被拉长了。
　　真的是有点儿抑郁和孤单，所以她想到了她的丈夫。
　　“希望泰欧现在就回家来。”
　　显然他是听到了她的希望，因为他突然间出现在远方草地的尽头——他那高瘦的黑色身影穿越过草皮，好像在跟榆树的树影比赛一样。
　　有一只狗绕着他蹦蹦跳跳，它看来有点儿像是古老的英国牧羊犬，但原始的线条已经消失了，而且也不被算进系谱中。时值炎季，它那浓密的毛已经被修剪过了，把它变成了迪士尼卡通人物。
　　查克在这个家庭里专门负责通报和迎接，它发现矮小胖胖的女主人出现在花园大门边了，就抄捷径向她跑过去，而且绕着她打转，兴奋地直对她吠着，意思是告诉她主人回来了。
　　在田园这头完成了任务之后，它又跑去向弗洛伊先生报告令人高兴的好消息，说家里的女主人正在等待着他。当它逐渐把他们拉近的时候，两位主人都对它夸张的雀跃大笑不已。
　　“可怜的家伙，能够剪掉身上那些浓密的毛，一定是解脱不少。”弗洛依先生说，“现在它一定觉得很凉爽，也很轻松。”
　　“它可能正想像自己是个神仙呢!”他的妻子又补充说，“看它乐飘飘的，像枝蓟冠毛似的。”
　　“可爱的老傻瓜……温妮一定会乐得开口大笑。”
　　“可不是吗?”
　　想像中，他们两人都听到了一位快乐女孩的响亮笑声。
　　“而且，她也会为她的房间而快乐得发抖。”弗洛伊太太又继续说，“泰欧，我得诚实招认，你不在的时候，地毯送来  了……我毕竟只是个平凡的人。”
　　“你是说，你已经打开了?”他问，“好吧!亲爱的，谁叫我和查克一起离家，没有在家里帮助你招待客人。”
　　“上楼来看看，它就像一块鲜绿色的青苔。”
　　他们刚买了一块崭新的地毯布置温妮的房间，好在她回来的时候，令她惊喜一番。这暴露了他们拮据的经济情况，因为收入固定，所以任何额外的开销都表示他们得缩减每星期的预算。
　　于是他删减了烟草的开销，她也放弃了原本就很少去看的电影。现在，四十天过去了，那些享乐想想也只不过是些灰烬和电影票根而已。
　　但地毯却可以保存下来——那是一块绿色的艺术方块。
　　他们来到了卧室，弗洛依太太以骄傲满足的眼光观察着她的先生。那是一间典型的女学生房间，有着淡黄色粉刷的墙壁，格雷乌兹美女的黑色印刷照，她们有着清澈的大眼睛，用深色橡木框裱起来。现代化的东西则有康拉德和罗伯特·蒙哥马利的照片，还有学校的团体照和温妮的曲棍球球杆。
褪色的黄玫瑰花苞印花棉布窗帘和床单都已经清洗过和烫过了，在洗手台上还放了一块绿色的肥皂，两根从来也没有点过的蜡烛也插在玻璃烛台上，就放在洗手台的镜子前。
　　“我们已经布置得非常完美了。”弗洛依先生说。
　　“是啊，但还没有完成呢!”弗洛依太太指着那一张窄窄的橡木床，床头和下面堆放着一些热水瓶。“在床上还没有人睡以前，是不会完成的。”她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两个晚上，我可以溜进来亲她，跟她说晚安。”
　　“只能第一个晚上而已。”弗洛依先生建议他说，“你要记得，我们的女儿是位很现代化的女孩子，她们这一带的人都避免太多愁善感。”
　　“我知道，温妮是个彻头彻尾的现代女性，”他的妻子同意说，“那就是为什么她能够跟每一个人——不论身份高低——都相处融洽的原因。你可以相信这一点，即使是在旅途中。此刻她一定已经结交了一些对她有益的朋友，他们会在危急的时候帮她忙。希望她能够认识火车上所有最好的人，我是说最好的喔……不知道她此刻在哪？”
弗洛依太太真的是毫不知情。
　　……

　　（下面来自最后一个章节）
　　不久后，在那栋小巧灰色的石屋子里，他们收到了一封电报，弗洛依先生和太太一起读着电文。而且，稍后，他们还轮流偷偷地念给查克听：“八点十分到家，兴奋的温妮。”
　　那天傍晚，弗洛依太太站在温妮卧室的窗边，虽然她没到火车站，但还是可以从树丛的缝隙中瞥见琥珀色的讯号灯。
　　为了女儿的归来，每件事情都已准备就绪，餐桌在餐厅里已经摆设好了，而且还装饰了盛着牡丹花和深红色花朵的花瓶。热水瓶已经从床上移走，走廊上不常使用的灯也点亮了，前门也已经打开准备迎接她，所以有一道亮光映照在花园生苔的小径上。
　　晚餐在烤箱里保温着，弗洛依太太总会在温妮返家的第一顿餐点里准备烤香肠和马铃薯泥，因为她误以为那是温妮最喜欢吃的菜，其实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但温妮从来也不想去点醒她。
　　窗外一片黑暗和寂静，只有冷冷的星光，凛冽的空气中充满了秋天的香气。然后，突然间，远方火车的尖叫声划破了这份寂静。
　　循着车站旁榆树叶问抖动的红色光晕，弗洛伊太太可以追踪到火车的到来，听到引擎的喘气声和看到冒出来的烟雾，她知道火车停下来了。
　　火车又启动了起来，她猜想火车是离去了。不知道它是否带回了温妮?也许她在伦敦错过了接班车。她看不到也听不到，因为她已有点耳背，而且视力也衰退了。
　　周遭的黑暗令她有挫败感，她搞不清楚真实与虚幻。有一些影子在黑暗中晃动，她的心因为欢喜而猛烈地跳动，这才发现那是一些树木的影子，她只是徒然地捕捉到它们刚发出来的声音——然后是她先生低沉的声调和一个女孩子高亢的说话声。

　　她紧张地屏住呼吸，远方某处有只狗正吠着，疯狂激动地吠着。然后，那只毛茸茸的大笨狗，经过敞开的大门，跑上光亮的小径——雀跃得像是只过度发育的小狗，高兴得绕圈子，对着自己的影子跳跃，身体在浮躁、匆忙中起落。
　　它跑在最前面充当先锋，为的是要告诉她，年轻的女主人已经到家了。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1、好记性的关键，在于自信，和主动记忆的努力；2、记忆力的降低不是人在衰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当我们老的时候，可以老而不糊涂

心理学家：老年人想要保持好记性 自信是关键
Key to Strong Memory in Old Age:

Just Believe 

    美国《老年医学期刊》近日发表文章说，如果你不相信自己老了以后能有一个好记性，那么你很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爱忘事的人；但如果你自信会有个好记性，那么良好的记忆力很可能就不会离开。

    据美国“生活科学”网站3月8日报道，美国布兰代斯大学的心理学家们对335名年龄从21岁到83岁的成年人进行了一项测试，要求他们回忆之前看到的一张词汇表，表中30个词汇被分成水果类和鲜花类等等。测试结果表明，在中年人和老年人中，那些对认知控制能力比较自信的人，测试成绩也就比较好。

    负责此次研究的心理学教授玛吉·拉赫曼说，如果你对保持好记性有信心，那么好记性就会降临。她在报告中写道：“你越是有信心用一些方法可以使自己记住某些事儿，那么你就越有可能尽力寻找适合的方法和有效地利用才智，就越不会担心忘掉那些事儿。”

    人们年轻时候的记忆力问题，往往归咎于注意力不集中或其他一些因素。而老年人的记忆问题则往往会被人们理解为年纪大了之后的一种智力下降。拉赫曼说，许多人将记忆力降低看成是“人变老过程中无法避免、不可挽回和控制的一部分。”然而，“这些想法是有害的，因为它们往往与悲伤和焦虑有关，让人不去努力采取必要的措施就放弃了。”

    If you don't believe you'll have a good memory when you get older, then you might as well forget about this article.

    But if you can just believe, then it might come true.

    So says Margie Lachman,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at Brandeis University. Lachman and her colleagues asked 335 adults, ages 21 to 83, to recall a list of 30 words that could be categorized as types of fruit, flowers and so on. Among the middle-aged and older people, those who had more confidence in their ability to control their cognitive（认知的） functioning did better on the test.

    Belief in your ability to retain a good memory helps make it happen, Lachman concludes.

    "Our study shows that the more you believe there are things you can do to remember information, the more likely you will be to use effort and adaptive strategies and to allocate resources effectively, and the less you will worry about forgetting," she said.

    Memory problems in youth get blamed on distraction （分心）or some other factor. But older people tend to blame their mental lapses (下降）on age. Many see memory decline as an "inevitable（不可避免的）, irreversible（不可挽回的）, and uncontrollable part of the aging process," Lachman said today. "These beliefs are detrimental because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distress, anxiety, and giving up without expending the effort or strategies needed to support memory."

    Lachman and her colleagues, writing in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s, say preventing memory decline should involve interventions （干涉）that target conceptions of control over memory.

    And if nothing else, remember these tips: Mental exercises can cut your risk for dementia（痴呆） almost in half, another study showed, and just two weeks of memory training and improved diet （饮食）and exercise can boost（推进） your recall abilities.

去看《让娜.迪尔曼》（全名Jeanne Di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 1975）, 是一个冬日的周末。街上冷清淡漠，行人稀少，太阳有气无力，欲语还休。放映地点是皇后区的影响艺术馆，放映时间是中午，被一个朋友约去。我那时住在新泽西。皇后区与新泽西中间隔着曼哈顿岛。长途跋涉，历尽周折，让我不断想放弃。我要开车数分钟，到新泽西一个地铁站，等了很久地铁，搭上后到曼哈顿，再换乘去皇后区的线路。本来应该没有问题了，应该一线抵达，结果地铁周末维修，到了时代广场站就不再前进，须另谋出路。

待我开始感到饿了才抵达电影馆，却已经晚了一个小时——不过，电影还没到一半，那电影要三个多小时。我事前不知道，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没有先吃点东西再进场。这不是一部给狼狈不堪、饥肠辘辘的人看的电影。换句话说，这是部得在吃饱了之后撑着看的电影。

银幕上是一个居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中年女人的日常生活的纪录。没有旁白，鲜有对话，没有音乐，只有自然音响。公寓一丝不乱，街上行人稀少。女人的基本行为是做家务，清理、做饭、采购、编织。那女人做什么都一丝不苟，到了能把人看疯。间或有一儿子放学回家，一邻居送一婴儿来找看一会儿，一男人下午来与他性交——她是个寡妇，偶尔卖淫。摄影机跟着她走，在她出门进门后还在走廊和屋中停留很长时间。不透露任何情感信息，只在第三天，有暴利发生，才算成了一个故事，或事故。

台湾女作家李昂有部小说《杀夫》。杀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女性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意念。这部电影和李昂的小说一样，都是概念先行的东西，李昂的《杀夫》写饥饿，性，与男权，这部电影业老是在拍女主角做饭，性是一种暗示，但是后来发现她做饭的钱跟与那个男人的性关系有关，这才明白为什么老是拍女主角买菜做饭。

我在电影院里可是真的在挨饿。看那女人将肉捶成片，沾上面包渣细细地煎，就简直要晕眩。这样的状态看这样的试验电影，绝对荒谬。后来，我发现我是可以被饶恕的，见有影评家说了：“《让娜.迪尔曼》不是一部如果你急着去别的地方时该看的电影。它要求全部的注意力。如果一个人不全部投入，它的报复将是致命的乏味。它也不是一部空着肚子时看的电影。电影中好几处观看让娜做饭。镜头不切不换，影片像纪录片那样观察让娜做饭……电影结束时，我被感动了，也饿得不行。”

被赶路搞得心烦意乱，有没有做好充分的温饱准备的我，是又没被感动，又快饿到昏厥。看毕，不发一言，先跟朋友一起冲到一家马来餐馆饱食一顿印度面包加咖喱鸡饭，才算又活了过来。

恰好，头一天晚上还曾看一电影，一部旅法越南导演拍的电影《三轮车夫》。这两部电影一起看，没法不做联想——正因为它们的相差十万八千里。那越南导演以一部充满淡淡乡愁的诗意影片《青木瓜香》成名，《三轮车夫》则野心颇大，对祖国越南的淋漓错综的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尽于言表。那汗流浃背的、极致的柔和与极致的残忍同时隐现的时空，让人神经惊颤，不知该用什么样的定力去忍受。梁朝伟在该片里演一“流氓诗人”。对那土地柔情万种寸断愁肠的诗句从他那沉默的暴力的存在中汩汩流出，他的女人则是为他而存活的妓女。而她的弟弟，他的弟弟是瘦弱的却命定杀机腾腾的未成长就夭折的少年。

这是一部需要你神经粗壮的电影。

你可能会说我莫名其妙。《三轮车夫》跟《让娜.迪尔曼》有什么关系？除了你是连着在两天之内看的。我要说的是可能正好当时上过文学理论课，看过一点女性主义的书。西方白人的女性主义，从第三世界的视角来看，就是另一种眼光。《让娜.迪尔曼》所反映的女性主义，如果硬搬到第三世界比如越南去，将失去多少庄严与崇高。

但是以它自己的语境，《让娜.迪尔曼》自有它的一种庄严。女导演夏特尔.阿克曼(Chantel Arkerman)，比利时布鲁塞尔人，上世纪七十年代住在纽约，后来在巴黎从事试验电影活动，成名作就是《让娜.迪尔曼》，她二十四岁拍的一部作品。阿克曼的先锋性被与同时期的欧洲导演法国的戈达尔和德国的法斯宾德相提并论，作为一名女星导演，《让娜.迪尔曼》是在为她的母亲一代——欧洲中产阶级女性——作传立言。影片主演Delphine Seyrig是当时欧洲著名女演员（出演该片有如让巩俐现在出现在一无名导演的DV试验电影中），她那人人熟悉的面孔演绎欧洲中产阶级妇女的典型更加强了影片的意味。那些一生都在重复影片中让观众感到乏味之极的事情的却又是衣食不缺的井井有条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开门、关门、上街、回家、买菜、做饭、育婴、上床，静悄悄的白天，街上没什么行人，她也没有言语，只是影片做了一件她们自己没做的事：杀夫。杀夫当然是象征性的，其实是属于她的女儿一代的。

看了几部Arkerman的电影，特别理解了欧洲六七十年代的文化氛围。尤其布鲁塞尔这种北方清教城市，理性、清爽、但是死气沉沉。可以理解对这种文化厌倦了的嬉皮们于是想往印度，跑到印度去吸大麻。《让娜.迪尔曼》与《三轮车夫》的影像要多不同就多不同，可是迪尔曼的时空中，没有拥挤，没有淋漓的情感，但最后也出现了暴力，出现了刀，出现了血。这时，我们又发现了不同表象之下的相同。学院中有很多关于《让娜.迪尔曼》的文化批评，这作品特别容易让他们有话说，而且长篇大论。并且，《让娜.迪尔曼》将一代女性日常生活的细节以纪念碑式的审美构图和现场记录式的精确来展现，成为文化以及电影美学上的重要的观念性作品。

但是关于这部作品我这里记录的是观看的过程和心理活动，因为那给我印象太深。一个中国女人，在纽约看一部欧洲经典试验电影，那电影有着一种清教的简约与理性的美，却也有着宁静之下的潜在暴力，但是她很饿，而且前一天她刚看了一部越南旅法导演拍的越南电影，那部电影饱含了一种来自热带东方的激情与肮脏、暴力与柔韧。这一切，让她原本混乱的思维更加混乱，赶紧用热茶与印度面包（那是马来餐馆对印度发面饼的一种称呼）填饱肚子，然后做了一个记录。

2002年8月

娜斯：北京人，1994年旅居纽约，1996年任《三联生活周刊》驻纽约记者，并开设《纽约明信片》专栏，文章涉及泛文化杂文、电影评介、纽约风貌、当代美国等几大类，“9·11”后供稿于新专栏《东看西看》，两专栏均已结集出版。（有一次看CCTV6一个关于导演张暖忻的专辑，才知道娜斯原来是张暖忻和李陀夫妇的女儿。）娜斯一直是我喜欢的作家，她的《纽约明信片》和《东看西看》都看过。这里有一个她的访谈，挺长的，可以了解她的写作历程：http://book.sina.com.cn/mediacoop/lmone/2005-08-03/1640187674.shtml，以及她的一些文章：http://book.sina.com.cn/mediacoop/lmone/2005-08-03/1640187674.shtml） 

五十五封信

二０００年四月十五日，嘉宝辞世十年，费城罗森巴赫博物馆和图书馆当中开启了五十五封信，五十五封，嘉宝写给梅塞德斯的信。嘉宝一生最惧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五十五封信走出博物馆，全世界好事者都兴奋难抑，不过，对于要为“嘉宝和梅塞德斯之间关系”定性的人来说，出匣信件令人失望。这样，嘉宝的侄孙女歌芮.侯冉(Gray Horan)在终于松了一口气后，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她平静宣告：“没有实证表明这两个女性之间有性爱关系，出土的信件不过表明了她们之间的长期友谊，友谊自然有其涨涨落落，但是不能被定性为情爱关系。”

可是，如果真是长期友谊，为什么一九三五年，嘉宝一定要梅塞德斯烧毁一批她给她的信？为什么一九六零年，当梅塞德斯的自传《心在这》(Here Lies the Heart) 出版的时候，那些和她保持了所谓“友谊”关系的女性，纷纷和她绝交？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感觉，“被背叛！”嘉宝在纽约的人行道上见到梅塞德斯，冰冷怒斥：请您消失！八年过去，穷困潦倒的梅塞德斯在病床上，捎话给嘉宝，“我快死了，想见你最后一面。”嘉宝没理她。相同的，伊娃.高丽安也再没理梅塞德斯，甚至在梅塞德斯死后十年，朋友在高丽安的阁楼里找到了一件定情礼物，问是谁的，高丽安一把抓过那东西，投入了屋外水井，然后厌恶地说：“梅塞德斯送的。”甚至，据高丽安的朋友说，谁要是提到梅塞德斯的名字，她就会暴跳！她说，梅塞德斯的传记《心在这儿》应该被称为，心在撒谎在撒谎在撒谎……

那么，是不是就没有真相了，还是，真相其实并不重要？

回到罗森巴赫博物馆，去找几封信看看。

大约是一九四八年的一封信吧，嘉宝如此写道：“你来前，我告诉过你，我希望能单独呆会。你来的时辰不能再坏了。听话，小男孩，现在别打扰我。”

然后，一九五零年，嘉宝这样写：“你哪天得空，能不能帮我去一趟莱克星顿拿回我的小灯罩？”接着的一封信，她感谢梅塞德斯帮她取回了小灯罩，信的抬头是：亲爱宝贝。

隔了几个月，嘉宝在另一封信里表达了她对梅塞德斯无休无止嫉妒的厌烦：“听着朋友，我烦透了不断讨论这些毫无变化的事情，对此，我们都束手无策。我只是厌倦了。这样反复真是浪费情感，我没有解决方案。”

最后，一九五八年二月，梅塞德斯告诉嘉宝她的身边出现了新欢，嘉宝旋即回了她一封信：“你又来了，你总想看我的反应，像这样想那样。如果你能停止问这问那，我会更喜欢。对所有想知道一切的人，我会像蚌蛤一样紧紧闭住。给你的，才是你的。”

一九三一年，她们俩人相遇的时候，嘉宝二十四岁，梅塞德斯三十八岁，两年时间，梅塞德斯便被打入冷宫。接下来三十年，梅塞德斯想尽一切办法希冀重回嘉宝身边，重新点燃女王的热情。她不停变换情人，最后，急火攻心，抛甩出她和嘉宝的故事，终于彻底把嘉宝变成了蚌蛤。——这个描述，来自嘉宝的传记作者凯伦.斯文森(Karen Swenson)，她在阅读了五十五封信之后，说，嘉宝对梅塞德斯的态度就是，我不太想见你，不过，去帮我取一下灯罩吧！

可梅塞德斯的传记作者不这样看，罗伯特.查科(Robert A Schanke)说，嘉宝后来不想见梅塞德斯，不是因为她的激情落潮了，一九三五年，嘉宝不是带着梅塞德斯重返故乡斯德哥尔摩？它不仅把她引见给自己的瑞典贵族朋友，而且，极其罕见地向梅塞德斯展示了自己的出生地，斯德哥尔摩的一个贫民窟。这种信任，嘉宝的哪一个朋友得到过？所以，查科认为，最后，是她们之间的关系让嘉宝害怕了，嘉宝是一个希望控制局面的人，梅塞德斯也是，而当嘉宝发现梅塞德斯越来越入侵并掌控她的日常生活时，她马上鸣金收兵。

如今，梅塞德斯早阔别人间，她的所有情人也一一离去，算起来，嘉宝今年刚好一百岁，黛德丽一百零四岁，梅塞德斯一百一十二岁，梅塞德斯的第一任戏剧界情人，精灵一样的莫德.亚当斯(Maude Adams)要是活着，就是一百三十三岁了。莫德，百老汇的第一代彼德潘，当年的嘉宝级人物，曾把吉卜林亲自题签并注释的一本《吉姆》送给了梅塞德斯，并特别叮嘱她，“要尊重别人的隐私。”

梅塞德斯在自传里说，整整一生，她都记着莫德的这句话，整整一生，她都自觉做得很好，至于别人的谴责，情人的断交，她说她无可奈何，她只不过把属于自己的故事讲了出来，其他的，她没碰。至于说把手头的嘉宝书信（共计五十五封信，十七张明信片和十五封电报）以五千美金的价格卖给罗森巴赫，“原因很复杂”。

四十多年前，社交界，尤其是嘉宝的朋友和影迷，都非常痛恨梅塞德斯的这句“原因很复杂”，但是，时光流逝，今天我们能再见嘉宝笔迹，其实好生感动。那些孩子气的字母，孩子气的拼写，铅笔字的稚嫩，橡皮擦的痕迹，叫人内心涌起多么巨大的柔情！

没错，是柔情，就像死后的梅塞德斯，没有什么遗产，但有一本圣经，圣经里有一张书签，是嘉宝照片的镶拼，是各个角度的嘉宝。真的，起码有一点，梅塞德斯没撒谎，她为葛丽泰.嘉宝着魔。

让我们回到七十年前，梅塞德斯家的客厅，前前后后会进来艾拉.纳兹莫娃(Alla Nazimova)，瓦伦蒂诺的不朽搭档；海伦.海斯(Helen Hayes)，美国戏剧界第一夫人；珍妮.伊格斯(Jeanne Eagels)前途无量的绯闻女星；凯瑟琳.康奈尔(Katherine Corrnell)，舞台、电台、电影三栖丽人……但是，梅塞德斯心不在焉，“可是，你不在这里。连一朵花也没有。”夜深人静，她给嘉宝写信。

嘉宝看完信，用她的瑞典英语说，“别说我从没给过你花！”又是一个双重否定句，梅塞德斯笑了，想起嘉宝学英语那会，最痛恨双重否定，可现在，她最爱用的就是双重否定。谁知道呢，当你最苦恼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其实已经爱上它了。

（这里有关于梅塞德斯的一个主页，英文的，里面有上文中提及的一些人物的照片。）

http://www.flyingcube.com/mercedes/index.htm

  张爱玲说：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人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层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这就是中国女人生存的背景，一个女人得把道德看得比什么都重，得在道德上没有说词，才能立得住脚。而一个抛头露面呼朋唤友的女人，总有被人说三道四的地方。

    现实中的30年代，存在一个太太的客厅，这客厅自然是林徽因的客厅。一个女人的客厅。一个漂亮的、热情的女人的客厅。但这个女人的客厅却不是一般社交场合中的应酬场所，人们来这里当然是因为主人具有吸引力，但这吸引力却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女人生得漂亮，而是因为主人的热心，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这里的女主人知识渊博、思想独特、个性特别、语言幽默。还因为她比一般人更人性化，能够理解人。也比一般女人落落大方，全没有过去女人的虚伪神容。聚集在这里的人，都是北京城知识界最优秀的学者、教授，当然以男士为主，也有女士来，大多是周末陪着丈夫一起来的，只要你不小心眼，没有一般女人的嫉妒心，就会成为主人的朋友。萧乾回忆说：“ 她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徽因总是滔滔不绝地讲着，总是她一个人在说，她不是在应酬客人，而是在宣讲，宣讲自己的思想和独特见解，那个女人敢于设堂开讲，这在中国还是头一遭，因此许多人或羡慕，或嫉妒，或看不惯，或窃窃私语。”

    这客厅是有些特别，它不同于权贵的客厅，不同于交际花的客厅，也不同于社交界一般的客厅。徽因的客厅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不带这些功利特色和无聊成分。徽因客厅的客人，是一班知识分子，为了谈文论艺，或者干脆就是为了休息和友谊聚到一起。

    这些朋友都是关心徽因和思成的朋友，最初他们与徐志摩时不时地上香山探望徽因的病情，后来当徽因回到北总布胡同的家中后，他们就常来家中坐坐。这群人其实是老金金岳霖在大学里的亲密同事。当时，身在其中的费慰梅回忆说：“除了其他人以外，其中包括两位政治学家。张奚若是一个讲原则的人，直率而感人。钱端升是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陈岱孙是一个高个子的、自尊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的教授，都在其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突破。在哈佛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李济，领导着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领导着影响很大的社会研究所。这些人都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老金自己一样，是一些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一些妻子们也会出席并参加到热烈的谈话中去。”她又写到：“徽因的朝南的充满阳光的起居室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会’那样挤满了人，而来的人们又是各式各样的。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仆人们外，还有各个不同年龄的亲戚。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们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常会遇见一些诗人和作家，他们是作为徽因已出版的作品的崇拜者而来的，常常由于有她在场的魅力而再来。”这其中就有沈从文，还有后来的萧乾，等等。“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的哲学家金岳霖，实际上是梁家一个后加入的成员，就住在隔壁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妇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门，经由‘老金’的小院子通向他的房子。通过这扇门，他常常被找来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的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种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混在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显然这是一群饱学之士，他们学贯中西，多才多艺。他们各有各的专业方向，又有共同的理想追求，后来都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学者、专家，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独立于腐败的政权，绝不同流合污。但他们却是一些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大事、怀抱一腔爱国热血、具有良知和责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目标是教育救国，通过奉献知识，传播现代思想，改造未来国民，达到将中国带入现代文明社会的目的。他们与梁启超、林长民的最终目标一致，通过自己的奉献期望一个民主、现代国家的诞生。但他们又都鄙视政治，不与政治同流合污，他们更愿意钻研自己的学问，为后世留下自己的探索成果。

    金岳霖后来回忆道：“三十年代，我们一些朋友每到星期六有个聚会，称为‘星六聚会’。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政治的情况，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我虽然是搞哲学的，但我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有的时候邓叔存先生还带一两幅画来供我们欣赏。就这一方面说‘星六集团’也是一个学习集团，起了业余教育的作用。”当然，这些人不仅具有非常前沿的现代学科知识，而且个个是雅士。金岳霖说：邓叔存是我朋友中最雅的。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绝招，在切磋学问、谈论时局、谈文论艺之余也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聚在林徽因的周围，一方面是因为她美丽可爱、活泼动人、直率、真挚，但更重要的是她有宽广的胸怀，对人性有透彻的了解，对情感多有包涵，对事物有独特的见解。还因为她心性极高，悟性极好，见多识广，她比别人更具理解力。她不仅能够理解自己了解的情感和事物，也能理解自己所不了解的情感和事物。当朋友需要她解决问题时，她有能力给予帮助。当沈从文因为感情纠葛烦恼时，她能说出真诚而惊世骇俗的一番言论来，她既敢作敢为，也敢说真话。她说：“我认定了生活本身原质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体验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近于神话理想的快活。”她说：“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

    他们的聚会舒心、舒服、有趣、有益、热闹。在这些聚会中，吃的咖啡冰激凌，喝的咖啡都是老金的厨师按老金的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不过有时候，星期六下午在老金家的聚会时常移到一家中国饭馆继续进行。这些聚会的中心人物当然是林徽因。费正清回忆说：“她是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的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她穿一身合体的旗袍，既朴素又高雅，自从结婚以后，她就这样打扮。质量上好、做工精细的旗袍穿在她均匀高挑的身上，别有一番韵味，东方美的闲雅、端庄、轻巧、魔力全在里头了。”

    当朋友们散去之后，她的音容、表情，特别是她的观点、见解，让朋友们感慨不已。下一次朋友们又会为她的魅力、见解吸引而来，这些聚会几乎成了朋友们的精神食粮，成为这个小圈子的生活方式。去徽因客厅聊天，意味着单调生活的中断，新的活力和激情的注入，生活中的一点点涟漪，让人们回味无穷。这样具有激情、才华、创造力的女子，在中国四平八稳的传统社会中，就像夜空中闪亮的星星，让人景仰、愉快、幻想。

    客人走后的一周中，徽因或趴在画板前画图；或在桌前写诗；或写作她的建筑学论文；或为准备外出考察阅读典籍；或外出离开交通主干线考察，等到周末，她把自己一周的趣闻、生活经历、工作情况、思考所得出的思想、阅读书籍的内容和感受讲给朋友们听。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也没有因为需要扶养儿女、支持丈夫、操持家务就放弃自己的专业和追求；也从没有忘记过自己心灵的追求；也没有屈服于社会、他人的舆论而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当别的女人不由自主地接受传统思想的熏陶束缚自己；当别的女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社会现实的安排，安于在家相夫教子时，她有意识地挣脱了男权社会安排给女人的命运和角色。当她与中国最优秀的男子高谈阔论的时候，当她的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当她流连忘返于世界名胜古迹，当她奋笔疾书的时候，别的女人做着传统的女性角色要求于她们的毫无创造性的事情，屈服于生活，或喟叹自己的命运。

  她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给予她可爱的孩子们，但她把平等的友谊和尊重给了她的孩子们，给了他们自然的爱。她成为最杰出的妇女；成为男士理想中的女性；成为吸引年轻人的偶像；成为大家乐意接受的朋友，是因为——她要“做自己”。

（摘自《林徽因画传，一个纯美主义者的激情》，张红萍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在美国呆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几乎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祥林嫂。他们喋喋不休地反反复复地披星戴月地不断追问你追问自己：以后想不想回国？以后想不想回国？以后想不想回国？……

　　回还是不回，这真是一道算也算不清的多元方程题。

　　曾经，出国留学读学位，毕业留美找工作，娶妻生子买house，是一个水到渠成毋庸置疑的选择。但突然有一天，“市场经济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一直在美国的实验室、公司小隔间里默默耕耘着的中国人猛地抬头，发现太平洋彼岸，祖国的大地上已千树万树梨花开了。

　　紧接着，“坏消息”接踵而来。留学生开始听说以前住他隔壁的张三已经是国内某某大公司的经理了；还有那个人不怎么地的李四，听说他小蜜已经换了半打了；

　　然后，在一次回国的旅途中，他发现自己在美国吃的、穿的、玩的、乐的，只能望国内朋友们的项背了；还发现自己在为一个小数据的打印错误而向自己的部门经理频频道歉点头哈腰的同时，他的老同学，那个以前远远不如他的王二，此刻正坐在KTV包间里打着手机，说“那个房地产的项目贷款，我们还可以再协商协商……”

　　他也免不了察觉，自己的全部精神生活——如果他年少时候的“愤青”气息还没有被美国的阳光彻底晒化的话——就是窝在某个中文论坛，发两句明天就要被版主当作垃圾清理掉的牢骚而已，而与此同时，他的某某朋友已经成了国内媒体上的“专家学者”，在那些激动人心的关于“转型”的辩论中频频发言……

　　不错，他的确，或最终会，住上美丽的房子。在经过那么多年辛辛苦苦地读书、胆战心惊地找工作之后，“美国梦”实现了。买了大房子，门外有草坪、草坪外有栅栏、栅栏里有花丛。可是，说到底，有一天，他在院子里浇花的时候，突然沮丧地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不过是那曾经被他耻笑的农民理想“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国版本而已。

　　那么，他到底还要些什么呢？生活里到底还有些什么比“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更伟大更性感更美丽呢？更大的房子？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大得可以闹鬼了。 更正宗的夫妻肺片？说实话，出国这么多年，他已经对辣的不那么感冒了。更多的工资？那是当然，不过他下次涨工资的日子其实也不远了……

　　说到底，他内心的隐隐作疼，与这一切“物质生活”都没有什么关系，他所不能忍受的，是“历史的终结”，是那种生活的“尽头感”，是曾经奔涌向前的时间突然慢下来、停下来、无处可去，在他家那美丽的院子里，渐渐化为一潭寂静的死水。窗外的草坪，那么绿，绿得那么持之以恒，那么兢兢业业，那么克尽职守，那么几十年如一日，简直就像是……死亡。

　　而国内的生活呢？虽然据说有很多腐败，有很多贫富差距，小孩子有做不完的作业，农民有跑不完的上访，工人在不停下岗，甚至据说还曾经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给逮进去打死了，可是，对于有志青年，中国这个大漩涡，是一个多么大的“可能性”的矿藏：愤青有那么多东西可战斗，资青有那么多钞票可以赚，文青有那么多感情可以抒发——历史还远远没有抵达它的尽头，未来还坐在红盖头里面激发他的想象力，他还可以那么全力以赴地向它奔跑，并且从这全力以赴中感受到“意义”凛冽的吹拂。

　　如果是这样，干嘛不回国算了？难言之痛，一回了之。

　　这时候，他又开始嗫嚅。他开始怀疑自己对国内的种种向往，也许只是“距离产生的美感”。他开始担心如果凑近了观察，会看到祖国脸上的麻子和粉刺。“毕竟，在中国创业，是要靠关系的，我又没有什么关系，回去也白回去。”他说。“美国再怎么不好，基本上还是一个凭本事和能力吃饭的地方，至少还有公平可言，不用平白无故受很多气。”他又说。

　　接着，他想到国内走到哪里人们都是一拥而上没人排队随地吐痰环境污染严重，他感到头疼。又想到国内那些衣衫褴褛的民工一天工作12个小时到年底竟然可能拿不到工资，他感到齿冷。还想到那些个被假药假酒假奶粉毒害的人们，因此又不可避免地感到胃疼。他越想越多，越想越疼，越想越害怕，最后不可避免地抵达了“文明”、“民主”、“法治”等光芒四射的高度。

　　于是他陷入了僵局。他一会儿想到国内张三李四王二的刺激生活，一会儿又想到了国外王二李四张三的安稳命运。国内的生活，他看不到上限，因而充满希望，但也看不到下限，因而特别危险；国外的生活，他看得到下限，因而感到安全，但也看得到上限，所以特别乏味。国内的生活像是买股票，可能升得快，也可能跌得快；而国外的生活像是定期存款，挣不到哪里去，却也亏不到哪里去。啊，海外的游子，一个个高学历、高收入、高素质的三高“白骨精”，就这样被逼成了成天喋喋不休自言自语的“祥林嫂”。

　　有一次回国，我和几个朋友吃饭，其中一个说“你回国吧，中国多复杂啊……”复杂，嗯，就是这个词，恰切，精确。对于一个有胃口的灵魂来说，“复杂”是多么基本的一种需要，而康州阳光下的郊区，美得那么纯粹，那么安静，对于习惯惹是生非的人来说，说到底是一种灾荒。

　　对“复杂”的向往，让我暗暗希望，自己能过一辈子东跑西窜、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个愿望，使我觉得，自己是多么贪婪的一个人。贪图安稳，又贪恋刺激，有了Mr. China，还要Mr. USA。不，回不回国，不仅仅是一个“创业”的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如果说这种贪婪是一种“犯贱”的话，我坚持要把它推卸到“娜拉的悲剧”这个哲学命题上去：

　　在历史的道路上，人们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可是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之后，啊，站在美利坚五月的美丽风景里，我惊恐而又伤感地想，人们对那坎坷不平然而激荡人心的道路，又犯起了“思乡病”。

刘瑜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生)
资料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沈从文：云南看云

    云南是因云而得名的，可是外省人到了云南一年半载后，一定会和本地人差不多，对于云南的云，除了只能从它变化上得到一点晴雨知识，就再也不会单纯的来欣赏它的美丽了。

    看过卢锡麟先生的摄影后，必有许多人方俨然重新觉醒，明白自己是生在云南，或住在云南。云南特点之一，就是天上的云变化得出奇。尤其是傍晚时候，云的颜色，云的形状，云的风度，实在动人。

    战争给了许多人一种有关生活的教育，走了许多路，过了许多桥，睡了许多床，此外还必然吃了许多想象不到的苦头。然而真正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说不定倒是明白许多地方各有各的天气，天气不同还多少影响到一点人事。云有云的地方性：中国北部的云厚重，人也同样那么厚重。南部的云活泼，人也同样那么活泼。海边的云幻异，渤海和南海云又各不相同，正如两处海边的人性情不同。河南河北的云一片黄，抓一把下来似乎就可以作窝窝头，云粗中有细，人亦粗中有细。湖湘的云一片灰，长年挂在天空一片灰，无性格可言，然而桔子辣子就在这种地方大量产生，在这种天气下成熟，却给湖南人增加了生命的发展性和进取精神。四川的云与湖南云虽相似而不尽相同，巫峡峨眉夹天耸立，高峰把云分割又加浓，云有了生命，人也有了生命。
    论色彩丰富，青岛海面的云应当首屈一指。有时五色相渲，千变万化，天空如展开一张张图案新奇的锦毯。有时素净纯洁，天空只见一片绿玉，别无它物，看来令人起轻快感，温柔感，音乐感。一年中有大半年天空完全是一幅神奇的图画，有青春的嘘息，煽起人狂想和梦想，海市蜃楼即在这种天空下显现。海市蜃楼虽并不常在人眼底，却永远在人心中。

    秦皇汉武的事业，同样结束在一个长生不死青春常住的美梦里，不是毫无道理的。云南的云给人印象大不相同，它的特点是素朴，影响到人性情，也应当是挚厚而单纯。

    云南的云似乎是用西藏高山的冰雪，和南海长年的热浪，两种原料经过一种神奇的手续完成的。色调出奇的单纯。惟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尤以天时晴明的黄昏前后，光景异常动人。完全是水墨画，笔调超脱而大胆。天上一角有时黑得如一片漆，它的颜色虽然异样黑，给人感觉竟十分轻。在任何地方“乌云蔽天”照例是个沉重可怕的象征，云南傍晚的黑云，越黑反而越不碍事，且表示第二天天气必然顶好。几年前中国古物运到伦敦展览时，记得有一个赵松雪作的卷子，名《秋江叠嶂》，净白的澄心堂纸上用浓墨重重涂抹，给人印象却十分秀美。云南的云也恰恰如此，看来只觉得黑而秀。

    可是我们若在黄昏前后，到城郊外一个小丘上去，或坐船在滇池中，看到这种云彩时，低下头来一定会轻轻的叹一口气。具体一点将发生“大好河山”感想，抽象一点将发生“逝者如斯”感想。心中可能会觉得有些痛苦，为一片悬在天空中的沉静黑云而痛苦。因为这东西给了我们一种无言之教，比目前政治家的文章，宣传家的讲演，杂感家的讽刺文都高明得多，深刻得多，同时还美丽得多。觉得痛苦原因或许也就在此。那么好看的云，教育了在这一片天底下讨生活的人，究竟是些什么？是一种精深博大的人生理想？还是一种单纯美丽的诗的激情！若把它与地面所见、所闻、所有两相对照，实在使人不能不痛苦！

    在这美丽天空下，人事方面，我们每天所能看到的，除了官方报纸虚虚实实的消息，物价的变化，空洞的论文，小巧的杂感，此外似乎到处就只碰到“法币”。大官小官商人和银行办事人直接为法币而忙，教授学生也间接为法币而忙。最可悲的现象，实无过于大学校的商学院，近年每到注册上课时，照例人数必最多。这些人其所以热中于习经济、学会计，可说对于生命无任何高尚理想，目的只在毕业后能入银行作事。“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挤挤挨挨，皆为利来。”教务处几个熟人都不免感到无可奈何。教这一行的教授，也认为风气实不大好。社会研究的专家，机会一来即向银行跑。习图书馆的，弄古典文学的，学外国文学的，工作皆因此而清闲下来，因亲戚、朋友、同乡……种种机会，不少人也象失去了对本业的信心。有子女升学的，都不反对子弟改业从实际出发，能挤进银行或金融机关作办事员，认为比较稳妥。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深一层的认识。

    其余平常小职员、小市民的脑子，成天打算些什么，就可想而知了。云南的云即或再美丽一点，对于那个真正的多数人，还似乎毫无意义可言的。

    近两个月来本市连续的警报，城中二十万市民，无一不早早的就跑到郊外去，向天空把一个颈脖昂酸，无一人不看到过几片天空飘动的浮云，仰望结果，不过增加了许多人对于财富得失的忧心罢了。“我的越币下落了”，“我的汽油上涨了”，“我的事业这一年发了五十万财”，“我从公家赚了八万三”，这还是就仅有十几个熟人口里说说的。此外说不定还有三五个教授之流，终日除玩牌外无其他娱乐，想到前一晚上玩麻雀牌输赢事情，聊以解嘲似的自言自语：“我输牌不输理。”这种教授先生当然是不输理的，在警报解除以后，不妨跑到老伙伴住处去，再玩个八圈，证明一下输的究竟是什么。

    一个人若乐意在地下爬，以为是活下来最好的姿势，他人劝他不妨站起来试走走看，或更盼望他挺起脊梁来做个人，当然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就在这么一个社会这么一种精神状态下，卢先生却来昆明展览他在云南的摄影，告给我们云南法币以外还有些什么值得注意。即以天空的云彩言，色彩单纯的云有多健美，多飘逸，多温柔，多崇高！观众人数多，批评好，正说明只要有人会看云，就能从云影中取得一种诗的感兴和热情，还可望将这种可贵的感情，转给另外一种人。换言之，就是云南的云即或不能直接教育人，还可望由一个艺术家的心与手，间接来教育人。卢先生摄影的兴趣，似乎就在介绍这种美丽感印给多数人，所以作品中对于云物的题材，处理得特别好。每一幅云都有一种不同的性情，流动的美。不纤巧，不做作，不过分修饰，一任自然，心手相印，表现得素朴而亲切，作品取得的成功是必然的。可是我以为得到“赞美”还不是艺术家最终的目的，应当还有一点更深的意义。我意思是如果一种可怕的庸俗的实际主义正在这个社会各组织各阶层间普遍流行，腐蚀我们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理想，且在同时还象是正在把许多人有形无形市侩化，社会中优秀分子一部分所梦想所希望，也只是糊口混日子了事，毫无一种较高尚的情感，更缺少用这情感去追求一个美丽而伟大的道德原则的勇气时，我们这个民族应当怎么办？大学生读书目的，不是站在柜台边作行员，就是坐在公事房作办事员，脑子都不用，都不想，只要有一碗饭吃就算有了出路。甚至于做政论的，作讲演的，写不高明讽刺文的，习理工的，玩玩文学充文化人的，办党的，信教的，……特别是当权做官的，出路打算也都是只顾眼前。大家眼前固然都有了出路，这个国家的明天，是不是还有希望可言？我们如真能够象卢先生那么静观默会天空的云彩，云物的美丽景象，也许会慢慢的陶冶我们，启发我们，改造我们，使我们习惯于向远景凝眸，不敢堕落，不甘心堕落，我以为这才象是一个艺术家最后的目的。正因为这个民族是在求发展，求生存，战争已经三年，战争虽败北，虽死亡万千人民，牺牲无数财富，可并不气馁，相信坚持抗战必然翻身。就为的是这战争背后还有个壮严伟大的理想，使我们对于忧患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忍受。我们其所以能忍受，不特是我们要发展，要生存，还要为后来者设想，使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好一点，更象人一点！我们责任那么重，那么困难，所以不特多数知识分子必然要有一个较坚朴的人生观，拉之向上，推之向前，就是作生意的，也少不了需要那么一分知识，方能够把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放在同一目标上，分途并进，异途同归，抗战到底！

    举一个浅近的例来说说：我们的眼光注意到“出路”、“赚钱”以外，若还能够估量到在滇越铁路的另一端，正有多少鬼蜮成性阴险狡诈的敌人，圆睁两只鼠眼，安排种种巧计阴谋，预备把劣货倾销到昆明来，且把推销劣货的责任，派给昆明市的大小商家时，就知道学习注意远处，实在是目前一件如何重要的事情！照相必选择地点，取准角度，方可望有较好效果。做人何常不是一样。明分际，识大体，“有所不为”，敌人即或花样再多，敌货在有经验商家的眼中，总依然看得出，取舍之间是极容易的。若只图发财，见利忘义，“无所不为”，把劣货变成国货，改头换面，不过是翻手间事！劣货推销不过是若干有形事件中之一种。此外统治者中上层和知识阶级中不争气处，所作所为，实有更甚于此者。哪一件事、哪一种行为不影响到整个国家前途命运！哪容许我们松劲！

    所以我觉得卢先生的摄影，不仅仅是给人看看，还应当给人深思。

我的叔叔毛姆

毛尖

  一个朋友来电话，说你叔叔死了整整四十年了，你不写点什么纪念一下？

  写什么呀？写什么都会讨他嫌，整整一生，他最厌恶的事情就是被别人说三道四了。不过，他肯定想不到，现在形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前一段，好莱坞又把他七十年前写的《剧院》拿出来重拍，请了钻石级的演技派安妮特.本宁（Annette Bening）和杰里米.艾恩斯（Jeremy Irons）领衔主演，影片很轰动，说到两位大明星，评论界说，对他们俩人表演能力的质疑，就像怀疑布什的性取向一样，荒谬！荒谬！荒谬！

  虽然活到九十一岁，毛姆叔叔还是死得早了点，如果他看到布什的性取向，也就是异性恋的性取向如今受到这样的嘲弄，他大概会笑醒过来。我记得，晚年时，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性倾向：“我是四分之一正常，四分之三同性恋。不过我尽力想说服自己是四分之三正常，四分之一同性恋。那是我最大的错误。”毛姆叔叔自己这样说，所以他的传记作者迈尔斯（Jeffrey Meyers）在新近出版的《毛姆传》里，也两次提到，毛姆“压抑”了自己。但是，如果一个人一直活跃地“性生活”到八十八岁，情人无数，再加上地中海滨召之即来的水手，东方之旅中不断涌现的“小男童”，那什么是“不压抑”，就实在难定义了。

  因此，我想，别人说我叔叔压抑，大概是指它的性生活不能公开。可倘若连这些“压抑”都没有，倘若九十年前，他就可以和小哈(Gerald Haxton)一起手挽手走在伦敦，走在悉尼，走在旧金山，那么我打赌他的小说和戏剧一定也没什么看头了。

  四分之一

  说实在，我真是佩服毛姆叔叔，光凭他那正常的四分之一，就永垂不朽了。当然，那四分之一，对我们凡人来说，也够不正常了。

  毛姆叔叔，用法文读拉辛，用西班牙文读柯尔德隆，用意大利文读但丁，用德文读歌德，用俄文读契柯夫，这还不算英文。

  毛姆叔叔，做过助产士，做过间谍，做过演员，做过救护车司机，做过二战宣传员；写过短篇，写过长篇，写过戏剧，写过电影剧本。

  毛姆叔叔，拘谨，酸腐，势力，厌世，嫉俗，但是，缺点再多，他在里维埃拉的莫雷斯克别墅，奢华又淫荡的邀请从来也没有人拒绝过。当时的社交界有一个说法，如果你不认识毛姆，那你就不是名流。

  因为毛姆叔叔是名流的标志，所以，我们家的人都说，塞丽（Syrie Barnardo Wellcome）非要嫁给我叔叔，叔叔的社交圈是她最抗拒不了的。他们结婚的时候，叔叔四十三，塞丽三十七，叔叔对她说得很明白，和你结婚，不是因为爱你。甚至，我觉得，他和塞丽结婚，也不是真要给他们的私生女伊丽莎白一个家，叔叔后来对伊丽莎白并不好，他们的父女关系也尴尬，毛姆叔叔结婚，我想他是怕内心的四分之三泛滥出来，当时，无恶不作的小哈已经给叔叔当了三年“秘书”。

  而在毛姆叔叔的书里，他这样写：结婚有个家，还因为有人不愿被性以及和性相关的事烦扰。他还说，有的人在自己家里也像陌生人。这些话，真是叔叔的心声。在给塞丽的信里，他几乎是冷酷地说，我不爱你，你成天想的就是那事。甚至，塞丽死的时候，他也无动于衷，给朋友写信，他说，我不悲伤，装都装不出来。

  可怜的塞丽，到死还爱着毛姆叔叔，到死都没有说过毛姆叔叔的坏话，在她看来，一切都是小哈的错。可是，没办法，塞丽没办法，每年眼看着毛姆带着小哈出门，每年都是六个月，说是寻找素材，但是，谁会相信呢？绝望中，塞丽倒是找到了自己的营生，她卖古玩搞室内设计，而且在上流社会折腾出了很大的生意，搞得二十年代的伦敦里里外外都冷得要死，因为塞丽的设计就是一个字：白。

  全是白的，园子，客厅，卧室；地板，屋顶，墙壁；沙发，茶几，柜子；还有，衣服，鞋子，头发，点心，全是白的。毛姆叔叔说，如果你穿一身白，那么就可以到处去行窃。叔叔仇恨这白色，她觉得塞丽搞得整个伦敦跟打赤膊似的，是在嘲讽他，是在曝光他的隐私，因为他自己有洁癖。塞丽生意越好，伦敦越白，毛姆叔叔就越恨她。于是，叔叔带住机会就嘲讽她，说她的白色灵感是偷一个煤球商老婆的，塞丽去过那煤球商人家，那个白啊……

  他们的白色婚姻维持了十一年，不过，俩人的婚姻有一个真实的结晶，塞丽后来也玩起同性恋，四分之一不正常了。其实，家丑不怕外扬，我们家的人，最后多多少少都有点“四分之一”或“四分之三”，比如我的另一个叔叔亨利，再比如我堂哥罗宾，罗宾和毛姆叔叔走得近，走着走着，自己也探索上同性恋了。

  四分之三

  一九一四年，欧洲的本命年，也是我叔叔的本命年。那年在法国，四十岁的毛姆叔叔碰到了二十二岁的小哈。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小哈都是一个坏蛋，听我们家的一个长辈说，如果毛姆有点理智，这样的人躲都躲不及。但是，小哈碰到的是四分之三的毛姆。关于他们的相遇，有很多版本，毛姆叔叔不会说实话，因为小哈的社交身份是：毛姆秘书。这个身份还一直写进了他的讣告。我相信比较真实的说法应该源自小哈，因为一个公开的坏蛋是不需要撒谎的；再说了，和毛姆叔叔生活了三十年，小哈从来没有怕过叔叔，他们吵架，对骂，出走，这是小哈的继任者艾伦(Alan Searle)想都不敢想的。

  小哈说，他们相遇的时候，他就知道毛姆叔叔是个有钱人，当然，他才不管毛姆叔叔的钱是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他走到毛姆叔叔跟前，对他说：“我知道你是个作家，爱听故事，而我这个人爱晃膀子，爱交朋友。你付钱雇我，我把我四海鬼混来的故事讲给你听。”

  小哈还没说完，毛姆叔叔就把持不住了。他被这个棕色头发有些麻点的小混蛋迷住了，他们做爱，欲仙欲死，耳鬓厮磨，叔叔对他说：“这辈子你都不用担心了，我会照顾你。”毛姆叔叔说到做到，照顾了他三十年。小哈被抓进去，叔叔保他出来；小哈欠人钱财，叔叔帮他偿还；小哈撒谎蒙人，叔叔帮着掩护。三十年，我们实在不明白，叔叔怎么就这么宝贝这个老惹事的小流氓？

  毛姆叔叔写过一篇小说，《佛洛伦斯月光下》，女主人公玛丽新寡，有两个追求者。艾格，英俊，忠诚，高贵，善良，而且前途无量；罗利，矮胖，放荡，莽撞，无耻，浑身都是缺点，但是，艾格是没有希望的，就像再白的塞丽也没有希望那样。毛姆叔叔爱这些有缺陷有缺点的人，他爱他们，就像爱着少年时候口吃自卑的自己。

  当然，小哈的主要优点还不是他浑身的缺点，他确实会讲故事。而听故事，对毛姆叔叔而言，就像数钱一样。小哈说，他写，三十年，他写下的作品在全世界热卖，四千万册，这还没算上中国的盗版数。因此，毛姆叔叔得意地说，我希望有批评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浑身不是，但是我的书这么多年来，读者有增无减？话是傲慢了点，但是，和他同时代的那些作家，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Pearl Buck）和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现在也只能去灰扑扑的大辞海里找他们的名字了。可毛姆叔叔不会，好莱坞还在源源不断的付钱给我们家族。

  话说回来，小哈最无与伦比的地方是，他那天涯比邻的交际能力为毛姆叔叔带来了潮水般的快乐，三十年的尖峰体验！叔叔五十岁，他为他找来了一些可爱的墨西哥男孩；叔叔六十四岁，他安排他再次冲击欲望巅峰，在舢舨上和一个印度男孩短兵相接；叔叔快七十了，他又毫不嫉妒地让纽约的少年诗人和毛姆老头谈上恋爱。就凭这些，毛姆叔叔怎么会不喜欢旅行呢？他满世界转悠，希腊，埃及，塔西提，中国，印尼，马来亚，婆罗岛，萨摩亚岛，为此，格林这样形容他，毛姆是个专写“通奸在中国、谋杀在马来亚、自杀在太平洋岛”的作家；为此，他的晚年情人艾伦嫉妒地说，毛姆叔叔把心撒在远东了，没有什么留给英国和他了；为此，伊夫林.沃无限羡慕，甚至是仰慕我叔叔，说毛姆活得值，去过所有的地方，见过所有的人，吃过所有的东西。

  不知道是叔叔艺高人胆大，还是伦敦的上流社会都被他收买了，反正，他比前辈王尔德幸运多了，（虽然他几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王尔德案一直是投射在他生活中的一道阴翳），他从来没有因为他的四分之三受到过社会的惩罚。相反，一九四四年，当小哈死于不治的肺病时，上流社会还有不少人操心为他再找个“秘书”。

  小哈死后，毛姆叔叔大大地憔悴下来，第一次他向时间低下头来，承认自己老了。往事变得历历在目，而刚刚吃过的午餐，是牛肉，还是猪排，却想不起来了。他抓狂般地思念小哈，莫雷斯克的空气，空气里回荡着小哈的大笑声，他告诉小哈，阿诺德想和他共用一个情妇，俩人笑得被杜松子酒噎住……生命的大雾侵袭过来，八岁，毛姆叔叔的妈妈死了，房子里的床空了；十岁，爸爸死了，他离开法国到英国投靠叔叔；然后，待他苛刻的叔叔死了婶婶也死了，现在，小哈死了，他自己的戏也就落幕了。

  多么奇怪，和小哈在一起，他对那些“威尼斯美少年”有更强烈的冲动，想把他们一起抱在怀里，亲吻他们苹果一样的脸庞，和他们做爱；多么奇怪，和小哈在一起，世界上到处是惹人疼爱的小伙子，在英国海岸，在法国沙滩，在热带的东方；多么奇怪，和小哈在一起，他感觉自己只是四分之一不正常，现在，他明白自己是四分之三不正常，甚至还要多。

  不过，我们家的人都坚信，毛姆叔叔不会消沉太久的。他天生克制，极其克制，天生享乐，极其享乐。再说，毛姆叔叔在维多利亚时代生活了二十七年，然后是九年的爱德华七世统治，当时的英国上流社会是克制的，绅士不应该于大庭广众流露感情。这样，很自然，每个人都起码有两张脸。而毛姆叔叔的脸就更多了，他在哀恸小哈致死的同时，还可以声色不动地讲笑话。

  事实上，有一个人，早在小哈死前就出现了，他就是艾伦。当时，小哈无边无际地酗酒惹事把叔叔弄得很烦，而且，脏兮兮罪兮兮的小哈也和他优雅整饬的莫雷斯克行宫相抵触，于是，碰到艾伦，他就对他诉苦，说他已经厌倦了小哈，这话，一个结婚三十年的男人会对旅途中遇到的任何一个女人说，可艾伦居然相信了。没错，艾伦和小哈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但是，叔叔老了，他现在需要的是忠诚，爱犬一样的艾伦从此把后半生留在了莫雷斯克。

  迈尔斯在毛姆传中说，晚年的叔叔，并不害怕死，他说，“死亡像便秘，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他最爱的一个人已经先他二十年而去，亲爱的朋友也一个个远走乌有乡，最后，不会死的丘吉尔也说再见了。丘吉尔来吃午餐，因为拿捏不稳，酒撒在衣服上了。一时间，两个几乎一样老的男人无限丧气。想起当年，彼此都意气风发，邱吉尔过来对毛姆说：“我们定个君子协定吧，以后你不取笑我，我也永不取笑你。”一个内阁大臣这样请求，自然让毛姆很得意，他答应下来，俩人因此作了五十多年的朋友。但是，风云弹指过，现在，留给两个老人的就是“忍受不能动弹的生活”。

  不过，事实上，毛姆叔叔临死前，极其狂躁，九十岁的老人，居然在家里跑上跑下，而且，他坚持要艾耶尔爵士（Sir Alfred Ayer）过来一下，他让爵士再次向他保证：人死以后，没有来世。

  叔叔的小说《刀锋》中，临死的艾略特说：“我一直在欧洲的上流社会中走动，毫无疑问，我也将在天上的上流社会中走动。”我疑心，毛姆叔叔死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实在太喜欢上流社会了，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女人，他从来不吝啬他的赞美，从来也没有在背后，甚至在他一个人的时候，说过一句坏话，一个是她的妈妈，一个是英国女王。想着死亡要带走人间的一切，从此再没有莫雷斯克，没有莫雷斯克的豪宴，他就感觉肺在出血。

  在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亲爱的莫雷斯克，他集合过多少名流！全欧洲，没有人的沙龙可以和毛姆叔叔的莫雷斯克争风吃醋，在他的七间卧室睡过的作家画家和诗人，就是整支欧美文学和艺术队伍；用过的那四间盥洗室的美人和美男，可以重整一个好莱坞；而餐桌上的政客，可以把世界格局定下来。莫雷斯克是那个时代的仙窟，迈尔斯形容它说，一个嘶嘶作响的蛇蝎天堂。在我想来，蛇蝎也好，天堂也好，谁不喜欢在那里，听菲茨杰拉德说故事，一个眼睛盯着格丽泰嘉宝看，一个眼睛拿来瞄希区柯克，看他带来的同伴是男是女……

  而我的叔叔毛姆，就像安东尼.伯杰斯(Anthony Burgess)所描写的那样：八十四岁生日那天下午，我和我的小男孩在床上，这时，阿里进来说，大主教来看我了。

热爱读书的民族

李忠东　

       以色列：把读书放在首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以色列人均拥有的图书馆和出版社的数量居各国之首。全国的报刊多达890种，其中英文版的《耶路撒冷邮报》每天发行48版，月订价180美元，发行量突破100万份，在全国的500万人口中，每5个人就拥有1份。无论在城镇，还是到社区，都能看见布置典雅、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经常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阅览室里总是座无虚席，去晚了就没有位子。
　　在犹太人的家庭里，充满着浓郁的读书和求知的氛围。当小孩稍微懂事的时候，母亲便会翻开《圣经》，在上面滴上一滴蜂蜜，然后叫孩子去吻它。这种传统仪式意味深长：让他们幼小的心灵懂得书本是甜的，日后要爱不释手。据说，古时候犹太人的墓园里摆放有书本，理由是夜深人静时，死者会出来看书。这种做法告诉人们：一个人的生命会有结束的时候，而求知却是永无止境的。时至今日，犹太人还保留着一个沿袭下来的传统———把书橱放置床头，以表示对书本的顶礼膜拜。
　　犹太人把书本视为珍宝，即使是对自己民族进行攻击的图书，也不会将其焚毁。在犹太人家庭长大的孩子，都曾经毫无例外地被要求回答母亲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家里的房子有一天失火或财产被劫，那么你在逃命时将会带走什么东西？”倘若孩子回答的是钱或者钻石，母亲会马上耐心地启发道：“孩子，有这样一种宝贝，一没有形状，二不见颜色，三无什么气味，你知道是什么吗？”要是孩子还回答不上来，母亲就严肃地说：“记住！你要带走的不是钱，也不是钻石，而是智慧。智慧像健康一样，任何人都无法抢走，你将终身拥有。只要活着，智慧将永远与你结伴而行。”
　　正因为如此，这个民族哺育了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柴门霍夫和门德尔松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出版了名著《圣经》，在历届诺贝尔奖中占有惊人的比例。犹太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一半是沙漠的狭窄国土上，神速地建起了中东非产油国家中工业化程度最高和最富裕的国家，创造出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冰岛：视书为心爱之物
　　长期以来，冰岛人把书本看作是自己的心爱之物，以喜欢读书而享有盛名。在去年12月，只有24万人口的冰岛就售书40万册，平均每一个人在一个月里买了近两本书，创世界最高记录。这个岛国在每年的12月都会出现购买书籍的高潮，书店里摩肩接踵，盛况空前，真是热闹非凡，可完成全年图书销售量的80%左右。有一个书店经理说，他的书店在去年12月23日一天的营业额竟占全年营业额的7%。圣诞节前夕书店的生意最好，这在冰岛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历来如此。所以节日前的出版商们工作最繁忙，以便印刷大批精美的图书来满足人们的需求。
　　冰岛人爱书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当冰岛18世纪被丹麦占领时，去那儿旅行的欧洲人就惊讶地发现，虽然渔民们过着贫穷的生活，但是破旧的小屋里却摆着堆满了书的书架。他们特别喜爱阅读描写古代冰岛英雄的传记。这些故事由历代的僧侣们用羊皮纸记录保存下来，成为流传很广的中世纪北欧的传记文学，组成了世界文学珍品的一部分。古代英雄的故事和传记在冰岛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人们的日常闲谈中经常被提起。冬季漫长黑暗的夜晚，一家人总是围坐在一起，由家长朗读这一类故事来消磨时光。近年来随着广播电视和因特网的日渐普及，这一传统才有所改变。
　　法国：去年人均读书11本
　　在法国，许多人都有读书的好习惯。不久前，IFOP（法国一家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公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在接受调查的法国人中，24%的说2004年读了12本书，55%以上的读书1至12本，承认1本书未读的占19%。以人口计算，平均每人读书11本。其中女性更喜欢读书，她们平均每人阅读12本，而男性人均读书9本。在去年没有读过1本书的人当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分别为15%和24%。此外，由于职业各异，读书的情况也大不相同。中、高级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名列榜首，人均读书17本，接下来是普通职员和工人，每人平均读8本和7本书。
　　调查发现，年龄35岁以下的人占了阅读者的67%。在15至19岁的青少年中，那些设计小巧玲珑、能装入口袋里的图书备受青睐。法国人选购的图书中，小说类比例最高，达到39%；文献和评论类第二，占15%；接下来是儿童读物、漫画图书、功能实用类图书和词典类工具书，分别为11%，10%，9%和6%。
　　在列举不读书的理由时，有54%的人称没有时间。
　　日本：六成人读书成风
　　不久前，日本读卖新闻社对全国的读书情况做了一次调查，取得如下结果：在一个月当中，买三本书的人占了9%，买两本书的为14%，买一本书的占13%，有52%的人一本书也不买。年龄越大的人不买书的比例越高，学生中一本书不买和购买五本以上者各占24%，表现为两个极端。
　　一个月里读了十多本书的人有3%，读三本的为11%，读两本的占16%，一本没有读的人有37%。在不读书和读书少的人当中，年龄大的居多，妇女的比例大于男子。
　　在一天之内，读1个小时书的占14%，读半个小时的为19%，读20分钟的有10%，读10分钟的占9%，不读书的为27%。花在读书上的时间从多到少的排列顺序是：管理人员、科技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学生。
　　在日常生活中，想多读一些书的人有一半以上，占64%。
　　对于不同种类图书的喜爱程度各有不同：想读文学作品（非小说类）和历史的人占10%，爱看历史时代小说的为15%，对推理或科幻小说感兴趣的有21%，经常阅读实用性书籍的达到34%。
　　由于就业和求学的要求而买书的人占了15%，在读了报刊上的书评和别人推荐后买书的占20%，从兴趣出发或教育的需要买书的为27%，逛书店时临时产生买书念头的有32%。

巴黎：看，不等于看见

 边芹

　　始终有这样一个问题，人看得全吗？世界是三百六十度的，人的视线大致才九十度。是人提出了问题，人就要找答案。

　　虽然“城市通信”这一小片文字到了今天都用不着贴邮票，便能送到万里之外的读者眼皮底下，毕竟还是让我这个压缩三百六十度世界为一张薄纸的人，心有余悸。人在干什么？城市在干什么？有时我自己都觉得荒唐，城市交响乐是永远排练不出来的。从卢森堡博物馆新办的马蒂斯画展，到四处张贴海报的戛纳电影节，从死活要对欧洲宪法说不的百分之五十二意向投票，到歌剧院小旅馆一夜烧死了二十多个无家可居的穷人——其中一半是幼童，城市交响乐一无改变地吹奏着它的不和谐音。

　　而我看见了什么？经常是戴着望远镜都看不到的东西，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看，不等于看见。这是绝大多数人的生存艺术。何况，穷人眼里只有富人，富人眼里又只有自己。

　　有时我从西边的地铁口钻入地下，天正在下雨；半小时后，从东边的地铁口再走到地上，阳光正肆意地咧嘴。似乎没有地下这一截黑暗，就换不来光明。我这时就想问所有的人：“你看见了什么？”微笑的脸和不笑的脸都有自己的答案。

　　记得以前读过奥地利作家里尔克的一本小书，书里说上帝造世界忙不过来，就命令自己的两只手完成造人的最后工序。谁知两只手却匆匆让心急的人下了凡。上帝把两只手大骂一顿，这两个不负责任的家伙，让上帝从此无缘看见自己杰作的真实面目。他俯身向下看，人都穿着衣服，富人更是罗绸锦缎，裹得严严实实。只有穷人没钱买衣，才露出一些本色。因此上帝需要穷人。这个世界也就从来断不了穷人。

　　我时常想我们这些写字的人就好像是趴在云上，向下看，寻找自己喜爱的颜色。有人喜欢裸露的那一种，有人偏好锦缎罗绸的那一种。说到底还是想象的世界和怀疑的世界在打仗。

　　谈到坐家写字的人，今年是萨特诞辰一百年，凡尔纳去世一百年。好像不逢到这样一个整数，我们便意识不到他们曾给我们上映过多么不同的电影。一个感觉世界，一个想象世界，一个梦想，一个怀疑，就像糖果店里绿的糖果和红的糖果，带给我们的是不同的颜色。十九世纪大工业将旧世界送进搅拌机的时候，人们需要想象，因为新生活正在绘制；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场世界大战，让人在爬到一个山峰后坠下来，摔得爬不起来的时候，人开始怀疑。凡尔纳和萨特就是踩着这样的鼓点，在人的灵魂里转了一圈。只不过一百年后，“梦想”似乎不如“怀疑”经得住时间考验，因为人要长大。我到区图书馆借书，发现凡尔纳的书一本不漏地全被归到附属的青少年读物馆。巴黎在这个春天有两个“百年个展”，萨特的在国立图书馆；凡尔纳的则被放进科技公园。人对梦想往往就不宽容。

　　作家其实都是在存在的世界之上绘制不存在的世界，站在生活无意义的一边寻求有意义的生活，所以最值得怀疑的便是作家的真诚。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世界。

　　即便隆重到教皇葬礼，大布景上的小人物也免不了遭遇只有他自己看见的细事。那天教堂钟声大作，平时响几下就算了，这种日子却像上了发条。由此体会人也是上了发条的，不由自主的时候多。

　　就那么几天，真有你看的，世界版图缩小到罗马圣皮埃尔广场那么一块。看着电视记者拿着世界地图像测速一样地计算哪里基督徒多哪里还不够，惊觉几十年的“自由风”吹得高高飘扬的，不过是人的想象。

　　被这股宗教洪水劈头盖脑的沐浴，弄得好烦，我干脆拿了一本书逃到墓地去了。帕西墓地在这个多风多雨的上午仿佛大地伸出的手臂。在大地的手臂和天上的云梯之间，我常常是个做不出选择的“穷人”。

　　我在墓地转了一圈，证实了大地的手臂到底牢靠一些。正准备找椅子坐下看书，撞见了一个掘墓人。

　　“上午没去做弥撒？”我问。

　　他一个“噢”字带了很长的吐气声，同时耸耸肩。

　　我指着天对他说：“你可是上帝使命的终结者。”他听了大笑。

　　我又指指他两只粗壮大手握着的铲子：“你送他们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我尽我所能。”他被我的提问再度逗乐。

　　我望着他没有系领带而敞露的胸脯和带了几个破洞的牛仔裤说：“也许上帝可以看见你。”

　　他就仰头朝天看。

　　那上面有没有答案？我问自己。人不可能看全。

    我总以为，音乐是极端虚无的东西，没有形迹，逝者如斯。乐评呢，又有点像说梦，将无当作有。倒是有一次，在唱片社遇到一位世家遗民，指了面前一大坑碟片说：这就是“声色犬马”中的“声”。这才觉得可感一些。要不去深究，回到面上，感官的一层，乐声激起的反应，还是相当具体的。有时候，猛听到一句，头皮一麻，或者，心中突一亢奋，就是这反应了。但要说其中的理由，则又茫然起来。有一回，去一个区体育馆听克利夫兰交响乐团演出，那体育馆是临时布的音响环境，却歪打正着，出来“真”声了。又因平时多是听见音响中的金属声，触不到皮肉。那乐队出来第一句，弓毛从弦上挫过去，气流从管内通过，不禁微微一颤，性感极了。渐渐地，适应了乐器的肉声，便平静下来，终止于此了。至于那是谁人的什么曲子，曲子的内容如何，其实是无关的。

     所以，放弃思想，单是以“好听不好听”来听，也能听出些东西。我比较觉得好听的，还是民歌，原因是顺耳。民歌是天音，生来如此。西南地区的民歌，是小调型的，照理，音程间是有些突兀，可音之婉转，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出不去，顺势而下。有一种空疏与单薄，却性灵得很。东北的小调大约统是以二人转打底了。文化革命中，有一出节目，坐唱，《祖国处处有亲人》。说一个老大妈，去部队上看儿子，呼和浩特错到了二连浩特，幸亏一路上站站遇见好人，将她送去目的地，就是二人转的曲调。我当时所在的徐州地区文工团也排演过，后一排乐队操乐器，前一排演员，手上各系一对小板子，坐倒了，从头唱到尾，可真是热烈好听。那曲调脱口便出一般，朗朗上口。其实是说话，有韵有腔有板的说话。好听的东西，都是说话，其中有人声。二人转的说话，是最为流利、酣畅的一种，顺到有些俗和俚，可爽利之极，又有了豪气。西北的信天游、道情，江西的兴国山歌，那就是人声里的“号”。“号”到“号”不上去了，再一节节下来，左右旁顾，一步三回头。或者是“骂”，高兴极了、欢喜极了的“骂”，连珠炮似地一个音一个音甩出去。总之，好听的声音里往往有人。大约这只是针对我的，针对我的“虚无病”。有了人，就变得实了，与感官有了接触，有肌肤之悦了。

　　乐器中，最有人的是唢呐。但我又不爱听“咔戏”，那是学人，有媚俗气。它原是人的延长了的喉舌，喜和悲，直逼逼地道出，是最简朴的人。胡琴则是经了教化的，略微站开一些，旁观着的人。京胡，是最为节烈忠孝，有原则和信仰，也就是有道。二胡则江湖气重一些，乡野风的，缺一点社稷理想，天下胸怀，比较注重个人；声腔有一种奇异，就像那种侠的奇相。板胡是安居乐业，小户里的人家，风范略要狭小，但却是常情，只是不如唢呐“质”，稍稍矫情那么一些些。因不是像唢呐那样原始的裸露的悲喜，而是稍微富饶、农家的小康，就要委婉一点，也就是端着一点架子了。

　　戏曲是经过提炼的人声。昆曲，还有南方的粤剧，梨园戏里，那种假音，上下滑行，真假相衔的关隘，不再是通常的人声，而是从人声中挤压出来，像粮食里酿酒，酿出来的，像是离远了，其实是精华，最有肉感。我不太明白的，究竟是它仿丝弦竹管，还是丝弦管仿它，总归，丝竹声与人声相通，都是天物，应归作一类。人的听觉视觉，都是不自觉地趋向同类，只不过，现代人的世界里，声像太满，触觉变硬了，需要强重的打击，才可有反应。只能借助科技，而将那最自然本质的声音，称为“古音”。想想，那是何等的精致，不止是竹，是竹的衣，震颤作声，是声中的最精微。京剧要比昆曲现代一步，离古音远一步，丝竹显然不足了，于是，胡琴锣镲，是皮铁器，铿锵嘹亮。我以为，其实锣鼓铙钹亦是人声一种，将肉喉亮出来的一声，是吵声、呐喊，亦不知是京剧仿它，还是它仿京剧。总之，京剧有铿锵之声，气流从声带上滚滚而去，越进越勇，直上高处，是人声的强音。到了这步，人声都变得不像人声，像乐器声。戏曲都讲吊嗓，就是要将人声调出乐器声来。也就是人声的锻炼之声。民间小戏，也吊嗓，却吊的大本嗓，没有质变的，只是量变。这需要有实力，嗓音要好，力气也要足。这也好听，哗啦啦的，是糙声，有糟糠气。就像我们文工团里那一些从柳子戏班遗留下来的老艺人，全是这样的大本嗓。在现代歌剧里，与那些受过西洋训练的歌唱家和在一起，更显其粗糙甚至野蛮。那时候青春年少，总是喜欢光鲜的东西，听也不要听。可后来却有了改变，觉出那声音的痛快、彻底，将肉喉唱劈了，破出来的声音，乡下人说：号得没人腔了！就是这个声。像越剧这样在近代城市里兴旺起来的市民戏，声音要悦耳得多，不是那么强拗着，而是顺从地，依着人声的自然状。倒真是说话，却是带着些矫饰的说话，有一些俗丽。我曾问起著名越剧小生茅威涛，越剧如何发音，她一句话回答了我：和流行歌曲完全一样。所以，大约，越剧是戏曲中的流行歌曲吧！

　　流行歌曲的问题是，和说话太像，太为寻常，就平白了。音乐是人声的戏剧，总是要有些奇出的地方吧！不过，流行歌有流行歌的好。倘要平白到根，平白到人之常情这一层，又见出神奇了。有一回，香港岭南大学召开张爱玲研讨会，自然要研讨到她与胡兰成的关系里，有一位蒋芸女士，论文就针对这个问题，开口便举座皆惊。她说，张爱玲不会识人，从此出发，谈到她和胡兰成。用的全是寻常之理，明辨是非，事情忽然就变得简单明白，走出云遮雾罩。好的流行歌就可能有这样的明理，上海话叫做“拎得清”。什么事情都摊开了，也不就是个子丑寅卯？

　　流行歌中，我最喜欢的是邓丽君。词和曲都平易随和，是一个妇女在话家常，话到一些私情，亦是里巷中人的私情。有一首歌的词是这样：“我没忘记，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分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三百六十五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曲子附着字音，有一种徐徐的节奏，是布衣布衫的女子，诉怨的节奏，因为谦逊，就带几分自嘲，足见气量大，可也不是没原则，过了底线，也是绝决的。并不呼天抢地，已经伤了，那就保持一点面子，也是自尊。寻常人的世故、懂事、识相、知趣，因没有资格任性。邓丽君是市井中人，没有民歌的“质”，她有许多曲子都是民歌作素材，可被她唱成了新竹枝词；亦没有京昆的富贵华丽。她就是常人常话，饱暖却不思淫欲。

　　流行歌，有时真能听见几句好句子。电视剧《婉君》里，主题曲起首的一句极好：“有个女孩名叫婉君……”一个字音不倒，娓娓的。电视剧《俺爸俺妈》的主题曲那第一句也好：“说一段往事给你听……”叙述体的，全顺着字音。当然，真正好，还是好不过民歌，民歌以及民间故事的格式，大约都来源于《诗经》。简单的体式，每一段基本相同，只略有变化：“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贲其实。之子于归，立其家室。”反复歌咏，就那么一小点变化，推进了旋律。于耳于心，都极愉悦。

　　这就是我这个写实派听乐的经验，一定要抓住形迹，也因此，西洋音乐使我感觉困难了。好像是，那么庞庞然的一大物，铁壁铜墙的，无可触摸。西洋的乐器，都是物质的元素，塑造功能极强，可用于制作任何形状、规模、特性的东西。于是，西洋的歌喉，也要锻炼成声音的元素，参与进塑造。我自然是仰慕它的伟大，可事实上却难以贴近。如前边所说的，“声色犬马”的“声”，感官，因无共同的生活背景作经验，不容易被激发；要用思想，就更难办了，如此抽象的一个存在，无论如何也抓不住其中的教益。有时候，也觉得巴赫好，是喜欢他的严格、规则，有些像画里的装饰画，图案布局的匀整、平衡、形式化。大约也并不是巴赫的要旨。歌剧里的重唱也觉得不错，也是因同样的理由，三、四、五，甚至六、七个声部，同时进行，你进我出，你高我低，一丝不乱。佩服它的精密，有些类似对钟表机械的敬意。贝多芬因为时时处处的有，到底是听熟了，便也觉得有一种天然，顺势而行的浑然一体，但非要将“第五”的动机解释成“命运的敲门声”，则又茫然了。总之，不得要领。也因此，对陈丹青的爱好西洋音乐，便抱了怀疑。

　　因陈丹青亦是写实派的，写实派的性格是现实的，注重的是感官与虚无之间，当中的一段。比感官进一步，又不到虚无之境，讲的是认识这一节，特别的要求是经验作底。经验是个人拥有的现实资料，是由感生———不是感官，感官是纯官能性，而感性则怀有理智攫取，再交于认识筛捡的。我曾看陈丹青用过这么一个词———视觉经验，我以为这不是指画作的对象，还是指的，看世界的依据。

　　1983年底，我与陈丹青在纽约第一次见面与认识。他来到纽约已经两年，与画廊签约，已将兄弟办来美国，可说是开端良好，前途顺利。可在我面前，却是一个沮丧的人，带着茫然失所的表情。他不读英语，厌恶美国饮食，他坐下来就谈上海的童年往事，插队往事。他一个人关在房里死读“老庄”，读到哽咽不已。他珍藏在裤袋里，有一页练习簿上撕下的纸，正反两面写着细小端正的汉字，是还未出道的阿城，所写的一篇小说，送给他看看，他也献宝似地拿给我看。他拿了我的两本行文幼稚的小说集，在纽约蛛网般的地铁里边读边流泪，身前身后的外邦人，谁也不知道这个亚洲面孔的青年是在为什么感伤。谁也不会明白，一个写实主义者失去它的视觉经验背景之后，巨大的怅惘。

　　他这一去，就是十数年不归家，其中去过一次中国台湾和香港，看到了那许多中国人的脸，还有类似上海金陵路的骑楼建筑，已经足够让他觉着亲切了。他那“视觉经验”稍许回来了些，可还没有完全回来。要知道，写实派对经验的要求是严格与偏狭的，需要有大量的时间积累。时间像北方的土壤一样，缓慢培育着植被，年轮是紧裹着一层一层，质地坚硬严密，根部的形成决定了以后一生的长成。当他终于再回到上海，这个城市已在蜕变。还好，还有一些经验的残象，嵌在新的视觉之间。他大街小巷的走啊走的，寻访旧师旧友，努力要将经验接上茬，继续生长与发展，可要接上茬谈何容易。然而，就这些残象，也在往回拉他呢！无论怎样改变，也是看得懂的改变，深知其里，痛庠相关。之后，他几乎年年回来，直到现在，回来教书。

　　就是这样的一个经验主义者，无论走到多远，都要回来寻找最初的成因，那是经验的根部，所有的经验都在此上面伸枝发叶。这样实打实地，什么都要眼见为实，亲闻历见。无论是从看世界的方法，还是经验的准备，我都了解不到陈丹青与西洋音乐的关系。当然，我也是一个偏狭的经验主义者，免不了以自己所见去认识别人。不过，我同样注重现实。那么回过头去追究一番，我想起来，第一次在纽约见面时，他不仅回忆童年往事，还带我去了大都会博物馆，在那里，他熟络得好像到了家。他告诉我，他阅读的书目中，不仅有老庄，还有一本俄国文学，托尔斯泰的《复活》。还有，他前些日子在上海图书馆所作讲演的题目为《上海石库门弄堂里的欧洲艺术》，于是，你便可以揣摩出一些他的经验中的西洋音乐的成分。

　　这些西洋的经验，是在中国盒子里变过形的，就好比那一个“城隍庙里的拉斐尔”。西洋音乐是在磨秃了的唱针下面，沙啦啦地传入耳中，由于唱片陈旧和受潮，声部混沌成一团。而更多的西洋音乐，恐怕不是用耳听，而是用眼睛，从文字中阅读来的。要说，那时候，文学书籍，可说是艺术的百科全书。就像当年，陈丹青指着大都会博物馆的壁上，说：现在可看到真经了。那么，当陈丹青在纽约音乐厅里，听那交响乐团演奏，心里也是在说：现在可听到真经了！就是那些印刷品，唱片的沙沙声，还有文学作品的修辞描绘，成为我们这些缺课的艺术者的科学启蒙教育。这些教育，与其说是它们的本身，毋宁说是它传递过程的人和事，一些器物、情景、气味，这才是我们这些写实主义者真正的养料。所以，其实，陈丹青写的外国音乐，重要的是在后半句———“在外国”。他看到和听见的，依然是在虚无周围的，可感可识的生活，这才是与他的经验，也是与他的方法相关的。他度过了身处异乡的最煎熬的头几年，渐渐平静下来，将拒辞的态度收敛一些，开始回顾周围。他发现，这另一个世界其实也嵌着他的一些经验的残象———是从中国盒子里变回去的。不过，不管怎么，终是你是你，我是我，所以要强调———外国音乐在外国。（选自简朴生活丛书《街灯底下》）

　　我总以为，音乐是极端虚无的东西，没有形迹，逝者如斯。乐评呢，又有点像说梦，将无当作有。所以，放弃思想，单是以“好听不好听”来听，也能听出些东西。

    东西方文化虽然产生于不同的背景，具有其各自的特点，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互补，两者之间相互学习、相互融合正是21世纪全球文化的发展要求。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地中海沿岸诸多优良港湾都为当地的对外贸易和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市场经济逐渐发展了起来。与这种经济形态相适应，西方世界形成了强调竞争、自由，尊重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的文化特质。具体来说，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实现，崇尚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竞争、效率。西方思维方式是直线性的、二元对立的。它注重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自然界的奥秘，讲究在征服自然中得到人的利益，确立人的价值。可以说西方文化是由认识论辐射伦理观和人本观。在这种文化传统的指引下，西方国家创造了自然科学史上一个个里程碑，为人类科学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得以孕育成长，从而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迅猛提高和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但过分地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义务容易导致极端利己主义；过分强调征服自然，导致自然资源损失殆尽，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过分强调科学技术、经济实力、优胜劣汰，而产生的科学主义、机械论世界观、拜金主义、过度竞争，也使西方国家社会问题丛生，矛盾冲突越演越烈。因此，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到东方、中国来寻找拯救危机的“精神文明”，试图在中国古老的思想文化中获得医治创伤的良药。

    东方文明起源于亚洲的辽阔大陆，对外交往相对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商品经济很难发展起来，在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只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才能满足农业经济对大范围水利灌溉和长期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因此，中国文化形成了推崇集权专制、重视群体、强调个人的服从和义务承担的文化特质。这种文化传统不利于人们形成自由、竞争和争取个人利益的价值取向，因而进一步抑制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具体来说，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由伦理观辐射认识论和人本观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圆形的，善于整体地考虑问题。中国文化强调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的实现，强调个人对群体的责任和义务。它把人看作是群体的分子，认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每个人的命运都跟群体息息相关。从个人来讲，中国文化视“修身为本”，把善、诚、义看作是最重要的价值观念，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从群体来讲，它注重人际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讲求伦理道德，尊卑有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求和谐统一，从不以如何征服自然为出发点，而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思想观念。顾整体、求中和的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有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以及对自然万物的尊重、承认和包容，通过沟通、协调而达到和谐共处，正是全球化社会所必需的精神指针。但是，发展成熟于封建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其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如：缺乏个人的独立意识和参与意识；过分注重人际关系，使原本体现为奉献和给予的互动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牵制、依赖和索取；过分强调个人对家庭、部族和国家的责任，使得个人的权利、尊严被忽视，个人的主体自觉性很难发挥等等。

    所以，东西方文化虽然不是一条发展路线，但它们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形成于特殊历史时期和地域环境的东西方文化终于有了真正相互融合的可能和必要，我们对这两种文化所抱的希望是它们都能学习对方的优点，趋近于二者平衡的中点。未来的世界文化的“重叠共识”应该是既尊重个体，又着眼于群体；既强调责任，又不忽视义务；既追求效率，又力争公平的新文化。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所产生的新文化，将兼具东西方文化优点，采取系统思考的方式，把全世界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以和而不同、和谐共处的理念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最先在泉城路书店看到的是《美呀美呀意大利》和《阳光灿烂西班牙》，各有两本，四四方方的厚本子，装贞设计有些特别，却紧紧地被塑料纸包着，也不能翻看，直觉告诉我它们是不错的书，可还是有些狐疑……于是先买了《美呀美呀意大利》。又过了两天，才开始看这本书，真是可爱哟，后悔没有两本一起买了，快去呀——不要卖光了，买到了，《阳光灿烂西班牙》，只剩一本了。

后来去北京看画展的时候，在东四三联书店又见到作者的另一本，大约是后来写的，《布拉格给我一个微笑》。听说还有一本写巴塞罗那的《太阳的颜色》——我在王府井图书大楼将其捕获。那次北京之行收获颇丰。

它们的作者：细毛，女，从事时尚设计，喜欢在旅途中买本子、写字儿。尹齐，画家，书中有大量的有趣的小画，画的都是他们旅程所见，有的事物被夸张了表现，颇有趣。他们是一对爱侣，来往于巴黎和北京，很多时间四处旅游。

四本书的综合看点：美景、美食、异乡文化、艺术品位、有趣的插图……还有，一对爱侣的默契和眷顾。

特别喜欢写巴塞罗那的部分，爱上了高迪的房子。我还有一本《高迪的建筑》，也是很棒的书，以后给大家介绍。

ps, 去年去威海度假，在阳光的海边，给儿子念《美呀美呀意大利》片断，美好的回忆。

  真想买张这个片子的音乐光碟。

  感谢我的丈夫，他总是为我们带来美好的礼物！

  故事情节如下：

  1948年，当克莱蒙——一位失业的音乐教师在一所管教寄宿学校找到了一份管教的工作时，他如同进入了一个孩子们的地狱。他被匆忙逃走的原任管教的经历所震惊，又亲眼目睹了学校各项严厉的惩罚手段。校长的残忍，其他管教的冷酷，孩子们的无法无天及可怜无助，让他产生了一种改变学校的管教象警察对待犯人一样对待孩子们的冲动。他在乐谱上写下了专门为孩子们谱写的歌曲，他用纯净的音乐唤回了管教们冰冷已久的心，解脱了束缚孩子们身心的绳索，抚平了他们受伤的心。神圣而纯净的音乐不但净化了孩子们的心灵，更对他们今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仁爱、友善、宽容的极致是让所有的观众眼中充满喜悦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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